在地拉那机场落地时，我满脑子都是历史课本上的“欧洲社会主义明灯”。
结果一出机场，迎接我的是一辆奔驰出租车。司机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问：“去哪儿？市中心的希尔顿还是喜来登？”
我愣了三秒：“这是阿尔巴尼亚？”
司机笑了：“怎么，以为会骑驴来接你？”
满大街的奔驰，把我整懵了
在地拉那的第一个早晨，我被街上的景象惊呆了。
满大街都是奔驰。不是夸张，是真的满大街都是。奔驰出租车、奔驰公交车，连送外卖的都开奔驰。
“这么有钱？”我问房东。
房东笑得前仰后合：“有钱？我们人均GDP在欧洲垫底呢！”
“那这些奔驰……”
“二手的，从德国进口的旧车，便宜得很。”他解释道，“在德国淘汰的车，在我们这儿还能再开十年。”
原来如此。但不得不说，满街奔驰的视觉冲击力，确实颠覆了我对“欧洲最穷国”的想象。
最魔幻的是，这些破奔驰的车主特别爱惜车子。哪怕车门都快掉了，也要每天擦得锃亮。有个大爷的奔驰连后视镜都没了，但他还是每天早上认真地给车打蜡。
“面子最重要。”大爷用蹩脚的英语告诉我。
咖啡文化浓到令人发指
如果说意大利人爱喝咖啡，那阿尔巴尼亚人就是把咖啡当水喝。
早上一杯浓缩咖啡，上午茶一杯，午饭后一杯，下午茶一杯，晚饭后再来一杯。一天不喝五杯咖啡，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阿尔巴尼亚人。
更夸张的是，他们喝咖啡能喝一下午。
我在咖啡馆里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：几个大爷点一杯咖啡，然后坐在那儿聊天，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。咖啡早就凉了，但他们还在那儿坐着。
“工作呢？”我问。
“什么工作？”他们反问，“生活不就是用来喝咖啡的吗？”
这种慢节奏让我这个习惯了996的人极度不适应。刚开始我还试图找个安静的咖啡馆工作，后来发现根本不可能——所有咖啡馆都是社交场所，大家聊天的音量能掀翻屋顶。
地堡多到数不清
阿尔巴尼亚有个世界纪录：人均地堡数量第一。
据说全国有75万个地堡，平均每四个人就有一个。这些都是冷战时期修建的，现在成了最奇特的景观。
海边有地堡，山上有地堡，市中心也有地堡。有些被改成了咖啡馆，有些变成了民宿，还有些干脆就那么荒废着。
我住的民宿旁边就有个地堡，现在被改成了酒吧。第一次进去时，那种穿越感简直了——外面是冷战遗迹，里面是霓虹灯和电音。
“这算是废物利用吗？”我问酒保。
“不然呢？”他耸耸肩，“拆掉太贵了，不如开酒吧。”
最绝的是，有个艺术家把地堡画成了各种图案。有画成大眼睛的，有画成蘑菇的，还有画成汉堡包的。远远看去，特别魔幻现实主义。
年轻人都想走，老年人都怀旧
在阿尔巴尼亚，你能明显感受到代际撕裂。
年轻人都在学英语、德语、意大利语，梦想着去西欧工作。我遇到的年轻人，十个有九个都在准备“逃离”。
“这里没机会。”一个大学生跟我说，“工资低，工作少，留下来干嘛？”
但老年人完全相反。他们怀念过去，怀念那个“人人有工作，人人有房住”的时代。
在斯坎德培广场，经常能看到老人们聚在一起，讨论着过去的“好日子”。有次我凑过去听，一个老爷爷正在说：“那时候虽然穷，但大家都穷，心理平衡。现在呢？有人开奔驰，有人连饭都吃不起。”
这种撕裂感在家庭聚会上特别明显。爷爷奶奶在怀旧，爸爸妈妈在抱怨，孩子们在玩手机查看德国的工作机会。
对中国的感情，复杂得很
提到中国，阿尔巴尼亚人的反应特别有意思。
老一辈的眼睛会亮起来：“啊，中国！老朋友！”然后开始讲他们父辈口中的中阿友谊，什么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。
中年人会说：“中国现在很厉害啊，到处都是中国制造。”
年轻人则一脸茫然：“中国？功夫？李小龙？”
最有意思的是，地拉那还有一条“北京大道”，但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。
有个老爷爷知道我是中国人后，特别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堆阿尔巴尼亚语。旁边的人翻译：“他说他年轻时学过中文，还会唱《东方红》。”
然后老爷爷真的唱了起来，虽然跑调跑得厉害，但那份真诚让人动容。
其实，每个国家都在找自己的路
临走前一晚，房东请我喝酒。
“你觉得阿尔巴尼亚怎么样？”他问。
我想了想：“跟我想象的不一样，但也说不上是好还是坏。”
他笑了：“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楚。一会儿学这个，一会儿学那个，最后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”
这话说得挺实在的。
看着窗外那些奇形怪状的建筑——有社会主义时期的方块楼，有奥斯曼时期的清真寺，有意大利占领时期的别墅，还有新建的玻璃大厦——突然觉得，这些建筑就像这个国家的历史，层层叠叠，新旧交织。
“你们中国找到自己的路了。”房东举起酒杯，“我们还在找。”
“会找到的。”我说。
“借你吉言。”
那一晚，我们喝了很多酒，聊了很多有的没的。最后房东醉醺醺地说了句：“其实啊，哪个国家不是一边迷茫一边前进呢？”
这话，我到现在还在琢磨。
也许这就是真实的阿尔巴尼亚——不是历史课本上的符号，不是新闻里的标签，而是一个活生生的、充满矛盾的、正在寻找方向的国家。
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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